“近来麦当劳、宜家等产品在全球其他国家下架，但都不涉及中国区域，因为其产品符合中国标准，这颇让人尴尬。 ” 中国制造消费品的标准问题近年来颇受诟病。8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促进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增加“中国制造”有效供给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会议审议通过了《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求以先进标准引领消费品质量提升，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可以说，促进“中国制造”完成一场“品质再革命”，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可谓一脉传承。提升品质可满足国内国际双重需要根据统计，2015年中国海外旅游消费合计达2.5万亿元，该数据不包含医疗、体育等新兴消费。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境外或者通过海淘的方式购买外国产品，并且由富人购买奢侈品转向大众化的购买日用品，如奶粉、服装、药品和电器等。除了这些产品比在中国卖得便宜之外，主要是境外的产品安全性与质量让消费者放心。可以说，不管是海外代购的兴盛还是借旅游机会出国抢购的热潮，都让人感到了国产消费品的信任危机。造成如此后果的原因，一个是中国市场产品检验与监督体系有缺陷，很多不合格产品在市场上以次充好，也有很多山寨产品，尤其是涉及人身安全的农产品、奶粉等暴露出的问题让消费者缺乏安全感；其次，中国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还比较落后，比如最近麦当劳、宜家等产品在全球其他国家下架，但都不涉及中国区域，因为产品符合中国标准，这颇让人尴尬。其实，不管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提升消费品品质都势在必行。首先，就国内消费而言，我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但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产生了矛盾，尽管近年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但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短期内很难达到人们的要求。为经济增长增加动力也是提高消费品品质的目的之一。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占到6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也必须倚重消费。以前促进消费只注重消费数量的增长，而此次的动作就更多是注重消费质量的增长，只有从消费的质与量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从进出口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出口和进口的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特别是出口位居世界首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内的消费品生产是否能与国际接轨，对于我国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实现外贸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转型尤为关键。这些年，我国作为第一贸易大国，却已经连续21年成为贸易摩擦中受害最多的国家，除了政治上的因素，产品本身的低价格和低附加值也是落人以口实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从产品的质量入手，来提升附加值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所以提升国内消费品质量标准能够使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有大幅度的提升，从而为“优进优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提升标准体现“保基本、促高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数据显示，在我国12个主要消费品领域，有60.2%的标准指标严于国际标准，19.1%的指标与国际标准一致，13.9%的指标低于国际标准，6.8%的指标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上述比对结果表明，我国消费品标准安全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部分消费品安全标准指标仍低于国际水平，特别是在高端消费品标准方面，项目不全、覆盖面不广、影响力不强。以家用电器领域为例，作为全球最大家用电器生产国，我国主导制定的家用电器国际标准只有14项，仅占10.8%，在高端领域的国际标准几乎空白。对此，常务会议指出，将对食品、家用电器、消费类电子、装饰装修、服装服饰、化妆品和日用化学品、妇幼老年及残疾人用品、文教体育休闲用品等一般消费品领域，建立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创新创意制造业企业来看，标准体系的建设尚存在空白。”知名创投咨询顾问史伊表示，“就以前不久比较火的网购爆款‘气象瓶’为例，一是仿冒者众多，作坊式生产；二是这样的爆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产品的市场寿命往往并不长，还未来得及确立相关标准，它可能就已经不再火爆，而要建设相关标准，相对而言政府主管部门投入成本较高，所以实际上对于当前新消费而言，确定一个既能体现消费潮流，又能精准定位消费者本身利益，且能实现动态化的监管体系、标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冯立果认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起到保证消费品的基本质量安全的作用，从根源上杜绝三聚氰胺奶粉等安全事件的再发生，这也是突出标准要“保基本”的特点。“保基本是指，国家标准对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的质量形成硬约束，使得消费品的质量安全有基本保障；促高端是指，鼓励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发展，从而满足中等收入家庭和高净值人群的消费需求，同时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冯立果指出。“必须要取消政府对企业标准的审查性备案，因为很多都是变相的吃、拿、卡、要。”冯立果提出，要鼓励企业做自己的标准，大力促进企业标准形成的自主制定和实施。冯立果举例称，现在很多的创新型企业，比如华为、大疆等，它们产品的标准在某些方面已经是全球的最高标准水平。国家标准只是一个门槛标准，一般没有行业内最先进企业的标准水平高，因此要鼓励企业发展优于国家和行业的标准。 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消费品标准接轨的最大障碍是生产能力问题。很多行业的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一般标准都是按照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和发展能力来制定。因此制定较高的标准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个倒逼转型的过程，逼其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按照新的技术标准来生产。建立更高的产品标准体系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并且倒逼制造业升级，这完全符合逻辑，可以提高有效供给、促进消费。但是，中国消费品市场存在的质量主要问题并非标准落后，而是缺乏标准的执行。市场上有许多不合格产品存在，而且它们根本不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主要是市场准入的门槛太低，而不是标准定得低。制定了更高标准后，如果这些产品依然不遵守新的标准，那升级标准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更注重生产端，即企业生产带来更多的GDP、就业与税收，因此，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偏向生产部门。在一些地区有大量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但常常因地方保护会生存得很好，如果在流通和销售环节把关不严的话，那么，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就会大行其道。因此，这不仅仅是企业生产技术与工艺落后的问题，也不主要是标准低的原因。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为全球生产了大部分消费品，但中国制造在境外物美价廉，而在国内却越来越不受欢迎。这说明问题不是出在生产端，而是市场端，不一样的市场体系，对消费品质量把关的程度不一样，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当然，长期以来还有一种说法，即用于出口的东西因为要求质量好而成本高，中国人将好的东西出口换外汇，国人缺乏消费能力因此才只能消费质量差一些的东西。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应该存在，但是，现在让人困惑的是，同样一件产品在国内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境外。也就是说，境外的“中国制造”价格比国内低、质量比国内好。中国人要花比西方消费者更多的钱才能买到相同的东西。其中的秘密在于，中国产品在国内流通销售环节成本太高，包括物流、税收、房租、人工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市场，政府缺乏从生产到销售过程的严格监管，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加行政成本，比如税收、由过路费与过高的燃油造成的高物流成本等。最终出现了质量差但价格贵的现象，迫使一些人到海外大肆采购。如果不解决国内市场监管缺失的问题，如果不尽快降低商业部门的流通和税务成本，中国人“海外购”的热潮就不会停息。在制定更高的标准体系之后，应该由市场的力量倒逼企业产品升级换代，遵守质量标准，即建立和完善消费者维权体系，鼓励消费者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进行起诉和索赔，政府的主要工作从重视GDP的生产端偏好转向以人为本的消费端，守好市场的准入大门，对那些违法违规的企业进行严惩，才能建立起一个具有信用的、高质量的国内消费品市场。长按二维码关注《中国工商》